专题纪实摄影离不开摄影人独到的看法、充沛的情感和强烈的责任心。我个人的价值观更注重“记录的信息”、“拍摄的思想、立场”和“传播”。结合芙蓉王老师的系列作品我们同样能体会到他那份关注日常生活世界的厚重情感。

舒茨认为意义有主观和客观之说，且主观意义与客观意义涉及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主观意义是“我”（即行动者）如何确立意义的问题；而客观意义则指的是“我”（即行动者）与他人如何确立“主体间性”的意义问题，主要涉及的是符号和沟通问题。那么作为行动者的纪实摄影师，关注日常生活并不是说在毫无深层次意识下的随便记录，在完成一个专题的拍摄过程中，至少有两个必要的事情要做好：首先，在举起相机行动之前，摄影师必须明确自己要通过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元素来表达什么样的主题意义，摄影家阮义忠的《人与土地》摄影集中有三幅乡村劳作的照片，作者通过庄稼汉日常干农活的景况传达一种代代传承的播种、深耕和收获这样一种传统伦理道德价值；

其次，对于纪实摄影师来说，不管镜头前的被摄个体美还是丑，贫穷还是富裕，灾难还是欢乐，都要有一种最起码的寻常心态：尊重和关怀对象的心态去拍摄，永远不能够因被摄者当下的特殊处境的特殊表情，而以猎奇的心态或其它某种利益化目的心态去拍摄。摄影师的拍摄也是一个与被摄对象内在意识流交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摄影师绝对不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创作欲望，而丢弃了尊重，掩盖了对象。镜头后的摄影师镜头前的被摄对象要保证一种平等的关系，换句话说，在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虽然有一种主从关系，但不能以驾驭以及利用被摄体的心态去进行所谓的创作。纪实摄影师绝不能打着“人文关怀”的幌子，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势来看待被摄对象。惟有照相机前和照相机后的人，呈现平等对待的关系时，才能使影像真正达到纪实见证的目的，这也是纪实摄影所
    强调的一个特征：善美的具体体现。

《星星的孩子》，这组片子于2012年六一节前夕（5月31号）在大同市一家自闭症康复机构拍摄，拍摄的想法最先源于去年在网络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一本书《爸爸爱喜禾》，作者是北漂一族的小蔡，这本书当时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笑着哭，笑于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幽默，对生活的热爱乐观，哭于小蔡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父亲的无奈、无助。
     在拍摄之前电话联系过康复机构负责人3次，前后沟通跨度长达三个月，最终同意认可去拍摄，在康复机构（由于面临政府拆迁，机构临时搬到租来的一户小院里），我与负责人在办公室聊了大约两个多小时，话题有三：一是自闭症孩子的现状，二是机构工作人员和家长的心理态度，三是机构的发展状况。结合本文，我想谈谈这次拍摄的背景：工作人员和家长的心理，在当地，他们很在乎周围的异样眼光和说法，每当他们带孩子外出的时候，人们都会投以异样的眼光，不管是关切也好，猎奇也好等等，总之家长或工作人员都会有同样的心理反应：我领了一个奇怪的孩子，一个有别于正常孩子的孩子。换位思考，我相信会有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心理：很不舒服，以后还是少带或者不带孩子到公共场合，更不用说上媒体了，甚至有的家长都不愿意让人们知道我有一个这样的孩子，等到孩子好了再出去，脆弱的心理保护着孩子也保护着自己。 在这样的背景下，《星星的孩子》这期专辑没有出现孩子们的面部特征，有的只是影子、局部；并且当时在拍摄结束后，我把相机交与工作人员查看，让他们自己删掉不合适的部分照片，最后剩下来的基本就是这些。有的影友提出这样的建意：你这期片子太笼统了，应该继续深化，继续具体等等；当然朋友的出发点各不相同，总之是就片说片，意思是这期片子能拍的内容更丰富些，意见当然是好的，但我们想想，这些影像符号仅仅是为了视觉上和心理上的完整吗？不是，这个专题的目的就是想呼吁大众，我们要有一个和善、平等和尊重的眼光，要把他们当做我们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普通分子，这样也许更有助于他们的康复。